拓展文化经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学术圆桌）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今年全国两会上，习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布置下这么一个题目。我们该怎样认识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我国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形成了哪些经验和启示？应当从哪些方面深化文化经济研究？本期学术圆桌约请专家学者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从根本上说，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力量为文化力量提供发挥效能的物质平台。然而，任何经济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

  记者：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文化与经济从来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的。我们该如何理解和把握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逄锦聚：从一般意义上说，经济是指人类社会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在内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意识形式（哲学、政治、法律、艺术、道德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经济作为人类生存发展最基础的活动，是与人类的产生、发展同时产生和发展的；文化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上的，都是伴随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而产生和发展的。

  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看，经济发展决定文化发展，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反映，又显著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二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前进。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论述，是理解和把握文化与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可以分为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先进文化对经济发展起正向的、促进的作用，落后文化对经济发展起阻碍的甚至破坏的作用。

  我国历史上形成了“盛世修典”“盛世修文”的传统，在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基础上编纂经典、加强文化建设，同时又以文化建设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这当中就包含着文化与经济相互促进的深刻哲理。

  进入新时代，习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强调经济基础作用、指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的同时，也强调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提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等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把握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和行动指南。

  马峰：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古老而常新。我国先哲很早就认识到经济对文化的基础性作用，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重要思想。同时，我国古代经济思想蕴含很强的人文价值，追求“经世济民”，强调人的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比如，千百年来，我国形成了鲁商、徽商、晋商、浙商、闽商等带有区域文化特点的商业群体，体现了文化和作为文化载体的人对经济形态的塑造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认识逐步加深。一方面，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意识形态决定文化的前进方向和道路；文化的物质形式或者说文化产品像一般商品一样具有经济属性。另一方面，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人的因素，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作用；经济发展不能唯指标化、唯数据化，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先进文化与生产力中最活跃的人的因素一旦结合，就会极大提高劳动力素质，拓展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提升人类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能力。

  任平：文化与经济好比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车轮，二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从世界历史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往往会推动文化发展，同时文化也会“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活动之中，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和动力。比如，古希腊时期爱琴海沿岸的居民进行相互贸易，推动城邦经济发展，并孕育出相应的哲学思想和制度文化，促进各城邦经济繁荣和贸易发达；古丝绸之路不仅开辟了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贸易往来之路，也在经济贸易发展中开辟了各国文化交流、文明传播之路；等等。从唯物史观看，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决定和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这为我们进一步考察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魏鹏举：古今中外的先哲大都强调道德观念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比如，我国古人重视“义利之辨”，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追求财富都需要以“道义”为前提，只有符合社会共同价值的经济活动才是有意义、可持续的。正如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西方的知识传统中，从古希腊开始也强调德行的重要意义。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德行的意义和价值要高于物质财富；对于实现个人价值，文化意义上的精神财富追求也比单纯的物质财富追求更为崇高。比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分析了道德观念对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促进作用。

  对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大致包括三个层面：在宏观层面，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表明，经济是基础，文化发展总体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但也有能动的反作用；在中观层面，现代文化产业研究发现，文化产品和服务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市场价值；在微观层面，针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文化建构以及文化环境对经济主体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表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总是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产生着同化作用。

  “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

  记者：从古至今，我国一直既重视物质发展，也重视精神文化提升。我国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方面形成了哪些经验和启示？

  逄锦聚：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农耕文明长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国形成了灿烂的文化，比如，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等等。这当中，也蕴含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取得了重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实践中，我们深化了对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比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经济、文化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把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文化上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济思想的挖掘、阐发，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秉持开放包容，善于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新时代经济发展提供丰厚滋养；等等。

  任平：我国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方面取得了许多经验启示，择其要者有以下几点：

  一是文化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经济繁荣发展提供深厚底蕴。比如，我国传统文化讲求“天地之大德曰生”，在经济活动中注意突出人的因素、发挥人的作用；重视“义在利先”“先义后利”，在获取利益时注意把道德、诚信等价值观念放在前面；等等。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一道，引导、支撑我国经济发展，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跳出西方市场经济过度追求物质满足的窠臼，在提升产品和服务文化品质的同时，也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注入精神动力。

  二是更好推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需要不断深化对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互促共进机制的认识和把握。比如，江苏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作了许多探索，历史文化传承、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交相辉映；浙江杭州正确处理保护传统文化和发展现代经济之间的关系，既通过传统文化的转化利用促进现代经济发展，又让经济发展反哺文化的传承保护。

  三是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有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比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铸魂的作用，厚植经济发展的文化底蕴，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和谐安定。

  马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形成了丰富实践经验。一是文化与经济交融共生，拓展了产业发展空间。当前，文化产业成为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领域，并日益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与西方一些国家的文化产业起源于“文化工业”，突出娱乐化、唯利润化不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致力于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二是文化与经济相互赋能。文化与三次产业交融互动，既推动文化形态创新，又推动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等相关产业加快发展；文化与科技融合，催生出数字创意、网络视听、数字娱乐、线上演播等诸多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三是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功能作用日益凸显。比如，文化和旅游部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发展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地区等文化产业群和黄河、长江、大运河等文化产业带，联合相关部委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充分发挥文化产业既“富口袋”又“富脑袋”的作用，彰显了文化铸魂赋能、促进国家重大战略落实的巨大效应。

  魏鹏举：2000多年前，孔子提出“庶富教”思想，认为人口繁衍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经济繁盛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保障，在实现前两者的基础上加强文化教育、推动文化繁荣，为社会和谐与国家强大提供精神力量。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发展，对于我们今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具有启示意义。

  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看，思想文化增强经济活力，经济繁荣促进文化自信自强。我国之所以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思想文化的力量激发全社会敢想敢干的创新精神、勤劳节俭的优良品德。同时，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也增强了全社会的文化自觉自信，提振了国内文化消费和国际文化贸易。比如，以“国潮”为特征的“文化+”消费繁荣，带动整体社会消费活跃；对外文化贸易快速发展，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与贸易顺差近年来都不断攀升。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推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促进全体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马峰：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实践日益丰富，也推动了相关学术研究。一是紧跟文化经济发展加强实践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文化产业集聚、文化金融、文化科技、文化消费、国际文化贸易等。二是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在宏观层面，主要包括文化经济发展顶层设计研究、中华文化元素对社会经济发展促进作用及其动力机制研究等；在中观层面，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研究卓有成效，重点行业、重要门类、主要业态的研究趋于细化，对文化生产、消费、传播、贸易等方面特点和规律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在微观层面，侧重研究群体文化、传统文化等因素对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个体决策等方面的影响等。三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得到加强。文化产业研究催生出艺术经济学、创意经济学、美学经济学、区域文化经济学等多个交叉分支领域，一些高校出版了《文化经济学》相关教材，“文化产业管理”成为教育部学科门类中的本科专业，一些高校开展了研究生培养工作。但要看到，与目前文化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相比，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和学科建设还是初步的，研究队伍的学科背景大多是哲学、文学、历史等人文学科，有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背景的研究人员数量虽在逐渐增多，但总量依然偏少，相关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逄锦聚：近年来，我国文化与经济交叉融合研究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理论研究方面，界定了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文化经济的范畴，阐释了文化经济的特点及其与文化事业的区别与联系，阐释了发展文化产业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关系；等等。政策研究方面，提出了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引导促进文化消费、重视扩大文化出口等方面的思路措施。学科建设方面，提出文化经济学的范畴，初步构建文化经济学的理论架构；部分高校开设文化经济学的相关课程、编写文化经济学的教材、试办文化经济学的专业。这些成果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也促进了我国文化经济的深入研究和发展。

  魏鹏举：当前，文化经济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围绕文化经济化的特征、趋势等方面展开分析，集中体现为文化产业研究。文化产业研究正日益成为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经济现象的综合性、整体性分析，包括传媒产业、娱乐产业、创意产业等。我国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设立了文化产业（经济）研究机构，从2004年开始一大批高校设立文化产业相关学科专业，逐渐建立起包括本硕博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体系。二是用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分析相关文化现象，比如探讨儒家文化、方言差异、文化距离等对经贸活动尤其是企业行为的影响等。

  任平：学术界在考察不同文化经济形态的基础上加强概括和总结，初步形成了若干学术成果，主要包括：明确了文化经济研究要从总体上考察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探寻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互相促进的特点，形成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明确了文化经济研究要重视人的因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体现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在深化理论研究的同时加强案例研究，为文化经济发展提供实践支撑。

  ——习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

  记者：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深化文化经济研究，可以从哪几个方面、哪些领域着力？

  马峰：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深化文化经济研究，首要的是深入学习贯彻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要以习经济思想和习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指导文化经济研究。其次，要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着力研究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与经济内在联系、协调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第三，要立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围绕促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深化研究。

  逄锦聚：加强文化经济研究，需要在以下主要领域和方面着力：一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中有关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二是加强对当代中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实践经验的总结。三是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相互促进相关内容的挖掘和阐发。四是加强对国外文化经济发展状况和经验的研究。五是对文化经济学相关范畴进行界定。六是总结和提炼文化经济运行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以此为基础构建系统学说。这需要多学科联合攻关，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

  任平：以学术界已经取得的成果为新的研究起点，未来可在以下几方面加以推进：一是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的摒弃和超越，在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推动和深化对文化经济的研究。二是着力总结和概括文化经济学的本质内涵、基本特征、历史成因、主要功能和内在规律等，在科学化、系统化、体系化上着力。三是考察文化经济形态的成功案例，从实践研究中总结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融合发展的经验和启示，不断深化对文化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四是对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相互转化和促进的关键环节、必由路径、基本特征、主要功能、运行规则等方面加强研究，为理论创新和创造奠定基础。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记者：在新时代，我们该怎样加强文化经济理论建设，更好为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逄锦聚：在新时代加强文化经济理论建设，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借鉴一切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促进经济学与文化、艺术、美学、教育、哲学、历史、法律等学科交叉融合，建设立足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经济学。具体来说，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方面：

  一是坚持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利用好三种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原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形成的优秀经济思想和文化思想；国内外理论界已经取得的文化经济学理论成果。

  二是坚持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的统一，坚持问题导向，运用科学方法论，着力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实践进行分析，深化对我国文化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揭示文化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三是努力确立和阐释新的范畴。范畴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加强文化经济理论建设既需要创新提出一系列新范畴，也可以在吸收借鉴国内外已有文化范畴、经济范畴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内涵，使之不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而且反映文化经济发展的一般性。

  四是推进文化经济学的体系化、学理化发展。围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对我国文化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比如：历史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结合，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机制、方式、微观基础、市场体系、宏观管理等，文化经济增长，文化经济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自主的文化经济学知识体系。

  魏鹏举：在新时代加强文化经济理论建设，要坚持“两个结合”，运用好“六个必须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经济学范式；要聚焦文化经济形态加强田野调查，从中获取新鲜经验并加以总结和提炼；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推动文化经济学向专业化、精细化方向发展。

  马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经济学。一是融通研究资源，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从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滋养，吸收借鉴国外有益研究成果，加强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二是夯实研究根基，着眼于体系化、学理化建设，构建起理论性、实践性、民族性、时代性兼具的文化经济学学术体系。三是坚持守正创新，突破西方文化学和经济学的术语、概念、理论、范畴等局限，及时研究、提出、运用具有中国本土特点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法，提出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经济学话语体系。